一、高管离职:跨界转型与突围
- 周友盟的职业跃迁
原联通销售部总经理周友盟于2013年虚拟运营商照发放之际离职,以300万年薪及权条件加盟渠道服务商施德。她主导了虚拟运营业务布局与终端分销体系优化,推动高管团队改组,并于2024年获评“年度总裁”1。其转型被视为运营商高管投身市场化竞争的典型。 - 省高管的创业选择
四川联通原副总经理刘在2017年辞去央企二级副职职务,放弃互联网高薪机会,选择担任成都透客科技董事长。他将这次转变称为“归零创业”,体现了运营商高管从体制内稳定向市场化风险探索的勇气2。 - 顶层人事的常态化流动
2025年2月,电信执行董事、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梁宝俊因工作调动辞任。公告调其离职属组织程序调整,与董事会“无意见分歧”,符合企高管轮岗惯例。梁宝俊任职期间主导云改数转,其调动被视为央企人才调配的正常环节[[4][5]7。
二、基层困境:结构矛盾与个体挣扎
- 薪酬与劳效的倒挂
基层员工面临“1人养5人”的结构性矛盾——青年员工需承担老龄化团队的人力成本。某离职员工透露,一线到手工资常不足2000元,而退居二线的中层仍享受高额基本工资,导致劳效分配严重失衡[[6]13。 - 营销压力与职业倦怠
- 技能错配与晋升瓶颈
硕士学历员工抱怨“读硕士是为办卡”,每日工作超12小时。晋升通道增设“后备骨干”“后备干部”等冗余层级,实则延长晋升周期。有员工坦言:“温水煮青蛙多年后,只会摆摊营销”[[6]12。
三、离职潮背后的行业逻辑
- 历史顽疾的集中
2014年虚拟运营商出台后,三大运营商二级高管离职达数十人。业内评“敢出去的都是有能力者”,反映体制内精英对市场化机遇的敏锐捕捉[[2]15。 - 转型期的人才再定位
电信原财务部副总经理杨景岩2021年加盟安全企业奇安信,原电信政企事业部副总经理项煌妹转任阿里云高管,凸显政企与云服务领域成为人才流动新方向1。 - 稳定性的双刃剑效应
尽管运营商被视作“铁饭碗”,但有观点指出:对不适应者而言,体制内稳定可能成为职业枷锁。某离职者反思:“十多年青春献给运营商,出来后不知能做什么”[[12]14。
人才流动既是行业活力的注脚,亦露转型阵痛。高层跨界与基层流失并存的局面,持续重构着电信行业的人力资源生态。

近年来,电信运营商高管与基层员工的离职现象折射出行业转型期的深层。从高层管理者到一线员工,不同层级的离职例共同描绘了这一领域的动态图景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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